陶傑·小農DNA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陶傑的文章愈來愈走極端，過去還會當他是意有所指的反諷或者只是開開玩笑調侃而已。如今反而覺得他認真得益發偏激，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尤其言語更為尖酸刻薄，開始時估計很多人都受不了，現在是不是已經麻木到無視了吧？

老實講，陶傑的說話風格不改改，估計會進一步流失讀者。但好玩的一點是，過去他會說：
「中國人的社會有癌症，而且不治，因為沒有白血球免疫系統，精英的良性細胞增生緩慢，不斷被癌細胞吞噬。」——《癌症哲學》；
可到了內地雜誌《南風窗》的專欄文中則變成：
「科学地理解癌症，人生的许多疑难，迎刃而解，即使有家族遗传基因，也要打破宿命，做一个健康的快乐人。」——《癌症的社會哲學》
這應該是考慮到受眾不同，發言較為謹慎，不過其固執之處倒是死活都不會改變，比如對DNA的堅持。另外，陶傑是不是有點不思進取？總是老生常談那些車軲轆話，這算不算思想僵化呢？
話說回來，像他這樣實在有點一稿多賣的嫌疑，賺錢不要太輕鬆哦。（梁文道也有這毛病）

縱有諸多怨言，但我始終不認為陶傑這個思想有什麽太大問題。 
他所謂的小農DNA（或者是其推崇的英國模式），說白了就是一種文化的慣性，它根植於各自文化本身中難以徹底拔出。這很像是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提過的「醬缸文化」；
而梁文道在《村民公审甘乃威》中，也認同了陶傑的某些思想：
「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記得劉瑜在《禮儀之邦》的篇尾曾寫道：
「在谈及“传统文明”的断裂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指向文革。但是在鲁迅笔下，那个远在文革之前的年代里，围观屠杀的人群就有那样的神情，“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将近100年过去了，这一堆人还是那一堆人。也许几千年来，从来就只有一堆人。 」
再往回看錢穆的書裏都談過類似的東西，不過他看到的更多是中華民族的優秀之處。

文化中有些一脈相承的傳統、思想實在很難改變，陶傑說得不錯，只是言辭尖刻很多人接受不了。
真的，您換個語言風格，效果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