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我们都是切

有些人天生就是来做偶像的，比如，切·格瓦拉，四十年前的五天前他结束了他四十岁的生命，在玻利维亚在美国中情局人员面前被处决。

和很所有人一样，我喜欢上这个人是先于知道他的故事他的名字而仅仅因为看到了那张他著名的凝望远方的头像，喜欢上的唯一感觉就是那个姿态跟我很对味。

直到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听过了他的故事，可是都只能证明那个姿态确实是我想像中的那样一个人的，诗人、英俊、品位、冲动、浪漫，却从来无关于他的信仰和那个主义。

事实上许多人也与我一样，四十年来，格瓦拉就是这样不断被传颂、贩卖、误读、符号化……关于他的战斗故事，我只记得一句，戈瓦纳说，“搞游击战，毛泽东是大师，而我是小学生”；关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我也只能背诵上一条，戈瓦纳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

事实上在革命道路上，格瓦拉风流无比，艳遇无数，格瓦拉认为革命是不朽的，但我和其他人则从他的雪茄、劳力士金表加上叛逆不羁的特征贩读为那就是时尚，时尚是不朽的。

所以那个共产主义者格瓦拉确实真的早在40年前就已经死了，甚至压根被世人忘了，我们记得的只是自己想像中的格瓦拉，一个很对味的时尚符号，结果他的名字反因误解而发扬光大，甚至那种误解升华出的先锋意味和COOL的炫耀还会成为当代和未来人的精神信仰再存活40年下去，我相信这是格瓦拉当初自己也设想不到的。他牺牲的生命最终没有解放世界，埋葬他痛恨的制度，当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存活在世上时，他受到他为之与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和死亡加迫，而当他被消灭后，资本机器却筛选以他的姿态，这种合适的信仰范本提供不分制度的人以消费信仰，他被印上旗帜、T恤和各种艺术品，出现在伦敦、米兰、日本、古巴、中国。

其实这就是制度与人性的不同。在制度前，必然产生矛盾，就像格瓦拉们怀抱着最终消灭国家暴力的目标但不得不选择暴力革命的手段，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目标和手段的自相矛盾，就像格瓦拉们试图消灭一切不平等，但却发现根本无法实现按需分配于是转而只能消灭需求，结果造成公有制下商品和服务的急剧萎缩与匮乏，就像格瓦拉们痛恨贫富鸿沟，但即使终其一生也没领略经济增长正是来自市场竞争的道理；而人性却有相通之处，所有人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所有社会都希望有自己强大的创造力，所有人当然也痛恨不公、不满腐败，所以那个失去了阶级性的斗争姿态反而更普及成为人性的精神代言。

但正像有人说过的一句，“我们之所以热衷谈论凯鲁亚克是因为我们喜欢赖在床上，而不是在路上；我们之所以热衷谈论格瓦拉是因为怯弱，而不是勇敢。”四十年以及今后我们再见的格瓦拉依然只是一个失去他生前真实内涵的精神物质符号，是消费而不是信仰，就算退一万步来说那是信仰，也只不过是对那个姿态的信仰，姿态的信仰充其量只是偶像，是自我安慰的工具却不是真正敬畏的存在，就像你喜爱李宇春或张靓颖你就会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全世界的主人吗，切，那是扯不上边的关系。

但从人性而言，我们倒是可以记住这个有趣的故事，格瓦拉原来的全名是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而古巴人都亲密的称其为“切”（Che），其实那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切”在西班牙俚语（也有说意大利语）中是一种常用的称呼，就像中国一些地方常用的“老兄”与“伙计”一样。当有人问他对此有何想法时，他高兴的回答：“对我来说，‘切’表示一生中最重要、最喜爱的东西，我怎么能不喜欢他呢？”格瓦拉在1960年代表古巴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时写的就是“Che”三个草写字母，甚至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发行的第一批钞票上的签名就是“切”。他说：“在取得‘切’这个名字以前的每一样东西，我的姓也罢，名字也罢，都是个人的，微不足道的。”

所以，面对一个已经四十年后不再代表信仰一种制度必定战胜另种制度，一个仅体现人性叛逆特质偶像化的格瓦拉，我们也许纪念他更多的是可以体现为我们虽然缺失信仰，但我们都希望友善和有形有款地生活着。

切，我们都是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