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9日 星期五

《万历十五年》摘抄


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
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
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越简单平淡,就越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动天寒,酷暑蒸人,我们的早朝野更可
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
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完美,让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
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他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
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
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厉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统一,办任
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和和谐。
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巨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
则上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近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案的,为文官集团所
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写有责任感的青年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
在存亡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
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
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将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一个从七品的下
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唯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支持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
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
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高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
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富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
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
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
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得来临。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
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
又无一步又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
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懈复这一动物。监察官时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这折
中的工具,元辅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任务,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
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
的枝节。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十一

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
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它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
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十二
这些好处当然不能抹
煞,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份,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
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咒。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再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
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嫌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中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觉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
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
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绝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十三

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的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
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它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
身体力行。另外有些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十四
百官之所以绝
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绝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承,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
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当,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
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
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十五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有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十六
关于“仁”的含义

和有理,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达到去私,最终到达无
我。这样,仁就是一中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十七

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慢慢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
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朴,积殊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
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
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活着多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
必须对家庭负有道德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
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
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
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致斗殴致死的事情。但这种情况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绝不能以利害义。

十八
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渔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 

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 

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