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遁逃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
滑稽与豁达没有绝对的分别，却有程度的等差。
它们都是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应付人生的缺陷。
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滑稽者则在喜剧中现出人事的乖讹，同时仿佛觉得这种发现是他的聪明，他的优胜，于是嘲笑以取樂，这种诙谐有时不免流于轻薄。
豁达者虽超世而不忘怀于淑世，他对于人世，悲悯多于愤嫉。
滑稽者则只知玩世，他对于人世，理智的了解多于情感的激动。
豁达者的诙谐可以称为“悲剧的诙谐”，出发点是情感而听者受感动也以情感。
滑稽者的诙谐可以成为“喜剧的诙谐”，出发点是理智，而听者受感动也以理智。
中国诗人陶潜和杜甫诗与悲剧中见诙谐者，刘伶和金圣叹是从喜剧中见诙谐者，稽康、李白则介乎二者之间。
这种分别对于诗的了解甚重要。大概喜剧的诙谐易为亦易欣赏。悲剧的诙谐难为亦难欣赏。
例如李商隐的《龙池》：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重乐停。夜半宴贵公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诗中讥讽寿王的杨妃被他的父亲明皇夺去，他在御宴中喝不下去酒，宴后他的兄弟喝的醉醺醺，他一个人仍是醒着，怀着满肚子心事走回去。这首诗的诙谐可算委婉俏皮，极滑稽之能事。但是我们如果稍加玩味，就可以看出他的出发点是理智，没有深情在里面。我们觉得它是聪明人的聪明话，受它感动也是在理智方面。如果感情发生，我们反觉着得把悲剧看成喜剧，未免有些轻薄。
我们选一两首另一种带有谐趣的诗来看看：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津路？无为守贫贱，轗軻常苦辛。——《古诗十九首》
白发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币。……天命苟如此，且尽杯中物。——陶潜《责子》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陶潜《挽歌辞》
这些诗的诙谐就有沉痛和滑稽的两方面。我们须同时见到这两方面，才能完全了解它的深刻。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说：
陶潜、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背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作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
这是一段极有见地的话，但是因为着重在“说笑话作打油诗”一点，他似乎把它的沉痛的一方面轻轻放过去了。陶潜、杜甫都是伤心人而有豁达风度，表面上虽然诙谐，骨子里却极沉痛严肃。如果把《责子》、《挽歌辞》之类作品完全看作打油诗，就未免失去上品诗的谐趣之精彩了。
凡诗都难免弄有若干谐趣。情绪不外悲喜两端。喜剧中都有谐趣，用不着说，就是把最悲惨的事当作诗看时，也必在其中见出谐趣。我们如果仔细玩味蔡琰《悲愤诗》或是杜甫《新婚别》之类作品，或是写自己的悲剧，或是写旁人的悲剧，都是“痛定思痛”，把所写的看成一种有趣的意象，有几分把它当成做戏看的意思。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易作诗，也不能欣赏诗。诗和谐都是生气的富裕。不能谐是枯燥贫竭的征候。枯燥贫竭的人和诗没有缘分。
但是诗也是最不易谐，因为诗最忌轻薄，而谐则最易流于轻薄。古诗《焦仲卿妻》叙夫妇别离时的誓约说：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后来焦仲卿听到妻子被迫改嫁的消息，便拿从前的誓约来讽刺她说：
府君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前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
这是诙谐，但是未免近于轻薄，因为生离死别不该是深于情者互相讽刺的时候，而焦仲卿是一个殉情者。
同是诙谐，或为诗的胜境，或为诗的瑕疵，分别全在它是否出于至性深情。理胜于情者往往流于纯粹的讥刺。讥刺诗固然自成一格，但是很难达到诗的胜境。像英国蒲柏和法国伏尔泰之类聪明人不能成为大诗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写得多好呀……
2007年10月15日，補記：
今天，流行嘩眾取寵的輕薄文字，看起來頗聳動，其實營養缺乏；
小聰明太多，大智慧匱乏；
中國人距離幽默，該以光年計~~~
不如去讀古人書~~~
想到瓦舍里的話：
悲哀
感覺悲哀
感覺不到悲哀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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