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生人的我，1989年有多大？8岁，小学二年级而已。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第一次看到那些学生，是在自然博物馆前的街上。很长很长的一队人，他们挥舞着旗帜、高喊着口号。那些口号我还记得，主要内容有两点，就不细说了。
当时，我正要穿过这队人，买冰棍。
他们自动地让开，可能看我太可爱了，那些年轻的脸上，冲我和气地笑着。
后来就是大人们的议论……这里面始终围绕着几个名字，其中的一个在前两天过世了……
事态从动乱变成暴乱。
当时我上学住在奶奶家，一个人在大房子里，夜里睡不着经常可以听见放炮、打枪的声音。
所以总是躲在墙角：害怕哪个流弹，穿过窗户就打到了我的小脑袋上。
最可气的事，学校的老师竟然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坚持上课！
那段日子，上学的路上基本看不到人。现在想想，应该比较像北京非典时的状态……
后来学校开始组织我们集体收看一个宣传纪录片，被烧毁的公共汽车、被刨开内脏的学生和武警战士、乌鸦鸦的人群……
现在回忆一下，当时我恨害怕看到那些画面。我害怕火而且也见不惯血淋淋的场面。
因为这些画面，更担心住在崇文门的父母。
现在想想学校怎么能让我们看那么血腥的录像。这要是放到香港，肯定能被划到三级片里。
一切都结束了，社会恢复了秩序，我也见到了爸爸妈妈。
之后学校迎来了一位大人物：李铁映。
我们全体小学生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听着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内容大体上是，党和国家取得了胜利；平息了什么什么。对了，还让我们高喊了两句很长的押运的口号，他没拿稿子，是背着说出来的。
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的代价并不简单。光是吃饭和游行就想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没影儿了。
如克拉乌斯者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又怎样？虽然他没有看到前苏联的幻灭。
格瓦拉呢？有人以为他的革命是无谓的，但至少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而活，最终也实现了自己。
所以这个时代缺的是史怀哲这样的人物，在那样的年纪，抛弃了功名利禄，从零开始学医，学成后，只身一人到那个在我看来蛮荒的非洲行医，这是不一样的英雄罢。
这个年头已经不流行革命了。
我曾跟爸爸这么说：我觉得我生错了时代，现在已经没有革命的土壤。
爸爸问：那你该怎么办？你想怎么革命？
我答：那我先把自己革了罢，至少我要做一个好人，做个好人也不容易呀……
爸爸：你总算靠回谱了……
现在的我，有一个毛病：越是近在眼前的东西，我就越没有兴趣；越是遥远的、虚幻的，反而更能令我动容。
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个无能的幻想家。我没力气搞什么实践运动，最热衷的恐怕就是过着自己平稳安定的小日子，在梦中追思一下古人或是小说人物罢。
我想这篇文字应该没有反动内容，不如交给乾隆老人家看看？
2007年10月18日，補注：
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為什么寫這么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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